因为禁欲主义是国内左派的历史传统，左派对性的态度从来不是“解放”与“自由”而是“管制”和“压抑”。对老左派来说由于革命的需要，性的激情要屈从于革命的激情，所以普遍实行禁欲主义。而新左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女权的“反色情”思想，仍然要压抑自己的情欲，生怕冒犯了女性。

对于老左派的禁欲主义，潘绥铭在他的著作《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有着精妙的论述：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CR”中的“无性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下面择其要而言之。
当时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也就是所谓“光棍寡妇闹革命”。唯一结了婚的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派出去“跑单帮”了。在《红灯记》里更绝，干脆来了个“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连家庭都给“革命”掉了。
革命样板戏其实就是“无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义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因为民间戏剧一直是上流社会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工具。到了“CR”中，通过革命样板戏，终于把反性、反爱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如果说革命样板戏还属于正面号召的话，那么“破四旧”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货真价实的性的戒律与规训了。
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可是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红海洋”，都是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革命标语，显示着革命的铺天盖地与不可逃遁。
人们的语言高度净化，除了“红卫兵”在革命口号里可以来点“他妈的”之外，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老井》里演的那样，就连农村的瞎子艺人要唱点“酸曲”（类似如今的“黄段子”），也要请示党支部书记。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还有些许性描写，虽说最厉害之处也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裆”之类，但到60年代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更别说屄、屌、肏这些字了。
“CR”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显出来。如果男性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CR”使得男性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推迟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平均是在23.1岁的时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被推迟到24.4岁，推迟了1岁多，而且一直保持到“CR”后期。
人人都知道，男性的自慰是一个非常隐私的活动，别人很难发现，更难以约束。同时，它又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活动，需要性幻想来刺激与辅助。可是在“CR”中，居然把半大小子们的自慰都给管住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是18.1岁；“CR”中则推迟到平均18.9岁；可是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却提前到17.2岁。
为什么要搞“无性文化”？
搞“无性变化”原因在于彼时性与革命的理念相冲突：
革命者必须“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
革命者必须“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在人的生活中塞进别的什么愉悦。
革命者必须永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们的精力。
革命者必须最听话，性却常常给人带来想象的翅膀。
革命者必须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
革命者必须立场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
革命者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性却使他保留了一块心中的“自留地”。
总而言之，革命与性行为都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活动，因此，它们两个要么联手作战，使政治革命与性革命相辅相成，要么只能分庭抗礼，斗得你死我活。
性一旦被作为政治上的敌人，性文化就会变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把性贬低到最无价值、最不应该知道的地步，似乎世间根本没有性这一回事；但另一方面，又从来也没有把性真的看成小事，反而认为它最危险、最强大。于是只有一个办法：把性的一切构件，从本来最不沾边的男女社会交往，直到其实最难管束的夫妻性生活，统统改造成螺丝钉，紧紧拧在自己这架超级机器上。然后，它就会以超过初始推动力百倍千倍的惯性，一往无前地狂奔。
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观念与道德取向在起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形塑之：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相互“争夺激情”。

新左派的禁欲主义是一种混合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女权的马蹄铁理论思想产物。

有人把性出卖和体力出卖相提并论，谈什么“都是卖”的论调。有没有人在哲学层面谈一下这个事情的道德问题？111 赞同 · 20 评论回答

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家凯瑟琳·麦金农把性交视为男性宰制女性的行为，鲜活再现性交的色情因此被视为剥夺女人定义自己的性和性别的权力，剥夺女人的基本言论权，不但是性别歧视的核心，也是女性主义的首要敌人。从这个观点来看，色情就是性别歧视，反色情就是维护基本人权。

虽然新左派在批判性与色情时只部分采用了反色情的马克思主义女权的立场，但是他们却同样将男女二分的性别权力分析高举为讨论性别问题的唯一正确立场，在各类“性感”元素泛滥的消费主义社会将“物化”概念窄化成为一个简单而又极具性别正义形象的批判口号。以保护女性之名行保守主义之实，“性解放”被实质上抵制。

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对性的立场本质上都是文化保守主义。尽管他们在反对性自由的理论上有略微的差别，但都是在认知上把性视为负面的、危险的、有害的，和那些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师没有本质区别，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又怎么可能不性压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