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了宏大叙事的时代，我们早已习惯了某种震耳欲聋的声浪。
“人民万岁”。
这四个字，无论是在节日庆典的城楼上，还是在影视作品的结尾里，总能轻易地激起一阵集体的战栗。它像是一句咒语，瞬间将普通人的地位拔高到了历史的顶峰。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这种自我感动的迷雾中退后一步，冷静地审视这四个字，你会发现一种巨大的、近乎荒诞的虚无感。
首先，让我们回归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没有谁能活一万岁。
作为个体，人的生命是脆弱且有限的。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铁律。当一个必然死亡的群体被赋予“万岁”的祝愿时，这本身就脱离了现实，进入了神学的范畴。
更讽刺的是，“万岁”这个词的基因里，刻着深深的帝王烙印。在漫长的封建岁月里，这是独属于皇权的图腾，是臣民匍匐在地时颤抖的供词。
如今，这顶曾经戴在皇帝头上的虚幻皇冠，被转手戴在了“人民”的头上。这看似是一种地位的翻转，实则是一种更隐蔽的“捧杀”。
因为它把“人民”抽象化了，神圣化了。在口号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的神；但在现实里，具体的“人”——那个为了生计奔波的小贩，那个在医院排队的病患，那个在维权路上碰壁的个体——却往往被忽略不计。
喊你一声“万岁”，并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它不代表你能买得起房，不代表你能看好的病，也不代表你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拥有说话的权利。
高呼万岁并不能体现人民的重要性！
它更像是一剂精神麻药，用一种虚幻的崇高感，掩盖了现实中权利的匮乏。
与“万岁”的喧嚣相比，另一句古老的格言却常常被束之高阁，那便是——“天下为公”。
如果说“人民万岁”是空洞的情感宣泄，那么“天下为公”就是冷峻的制度契约。
这四个字，直指政治文明的核心：所有权。
“公”，意味着天下不是哪一家、哪一姓的私产，也不是哪个利益集团的禁脔。它意味着权力的来源是公共的，权力的行使必须在阳光下，权力的归宿必须是为了公众的福祉。
在一个“天下为公”的逻辑里，我们不需要被神化，我们只需要被尊重。
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恩赐者，只有基于契约精神的委托关系。既然天下是“公”的，那么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股东”。
股东需要的不是总经理在年会上高喊“股东万岁”，而是需要查看账本的权利，需要质询决策的权利，需要罢免不称职管理者的权利。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只热衷于喊口号，却对制度建设避而不谈的行为。
“人民万岁”没有任何实际的操作指南。它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约束的形容词。在历史上，多少罪恶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进行的？因为“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也什么都可以为了它而被牺牲。
而“天下为公”则是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它是自由的保障，因为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它是民主的基石，因为公事必须公办；它是平等的体现，因为在规则面前，没有人可以享有特权。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需要把人民捧上神坛，只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当一个人总是试图用高分贝的赞美来感动你时，他往往是在回避给你实实在在的权利。因为赞美是廉价的，而权利是昂贵的。
所以，别再沉醉于那句虚幻的“万岁”了。那不过是旧时代的回响，是权谋者抛出的绣球。
我们应当追求的，是那个挂在门楣上、却常被遗忘在心里的“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说：
国家非一人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非一党之天下，非一族之天下，非一教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为公
因为我们不需要活一万岁，我们只需要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活在当下，活在一个公平、正义、属于我们自己的天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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